文章来源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
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十多年来，针对刚入学的学生，不管是本科生，还是研究生，我经常让他们首先思考一个问题: 你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? 我觉得只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，才能做好下一步的事，不至于走 弯路。
高中时候，属于基础知识的学习。进入大学是规划人生的第一步，小时候谈理想，空想的成分比较多，进入大学后谈理想就比较现实了，只要足够勤奋和努力，就能够心想事成。在事业上，用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”来形 容实不为过。
人生快乐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工作在多数时候还停留在谋生的层次，能够把自己的职业做成自己喜欢的事无疑是非常幸福的。这首先需要选择的能力，以 及找准自己的兴趣所在。
就法学专业来说，我一直认为，它不仅属于西学，更是精英之学。不管你去做法官，还是做律师，抑或其它的职业，都需要过人的能力和知识。如果你是一名裁判者，在说理上如果还不及当事人，你制作的判决书如何能让人信服? 如果你是一名律师，在事务的处理上，如果还不及当事人考虑的周到，焉能生存。这仅仅是基于法律实务而言，而法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此，更重要的是法学是一门管理之学。法学在于解释和解决权力和权 利的相关问题，它通过对社会财富的正义分配，以其规则体系形成法律秩序，致力人的幸福生活。
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信仰迷失，不知道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对的，甚至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当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受到身边人质疑的时候，是会动摇的，这些身边人可能就是你的亲友。这实际是再次面临“关于什么是正义”的追问。以金钱和权力论成功，所以，不管是否取得金钱和权力，最终都难以导向幸福。中国古人说，“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”赚钱是为了更好地活着，人活着不是为了赚钱，就像吃饭是为了活 着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一样，如此等等。
分清是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坚持真理更难。不久前，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因为“爬行事件”受到多方 约谈，最终也不得不宣布由他的妻子“接管”个人微博。我们没有资格在自己放弃正义的时候，也要求别人坚 守正义，每个人都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按照正义的一般定义，超出自己能力做某件事情的时候，也同样是不正义的。古人把世界分为“治世”和“乱世”二种，有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的说法，说的是，在乱世，有时候只能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，不要乱说乱动。但对于什么是“乱世”，则有不同的说法，乱世不仅仅是指秩序混乱的战 争年代，和平时代也可能是乱世。荀子说，“义与利者，人之所两有也。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; 然而能使其欲 利不克其好义也。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; 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。故义胜利者为治世，利克义者为乱 世。”乱世出英雄，也需要英雄。
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·导言》中谈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时，指出: “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 伟大的、进步的变革，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———在思维能力、热情和性格方面，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 博方面的巨人时代。……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，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，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，一些人用舌和笔，一些人用剑，一些人则两者都用。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 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。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: 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，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。”
21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“最伟大的、进步的变革”时代，这个时代也需要一批自己的巨人。他们能肩负历史 的重任，引领这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文明、繁荣和富强; 他们能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以大无畏的气概，敢于挺身而出， 对大肆滥用权力和侵吞人民财富的权贵大喝一声———住手! 他们能善用自己的知识，既有鲁迅之尖锐，又无李逵之鲁莽，既有孔明之才识，也不像嵇康“才多识寡，难免当世”; 他们有高尚的政治和道德情操，顺应历史潮流，不受威逼和利诱。
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”在没有英雄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可能丧失正义的信仰，视法律如废纸。时危人 贱，当邪恶压倒正义的时候，只有用过人的勇气对抗罪恶，坚持到底，才能担当历史赋予的使命。
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作为研究生来说，研究生时期最该做的事情是读书，去积淀未来事业的基础。一般而言，本科阶段是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，研究生时期需要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，要完成这 样一个任务，就必须从源头梳理人类在本专业领域的经验和教训。所以，我非常强调“从原点读原著”，熟悉人 类二千年多来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经验。部分研究生入学后，由于人生信念迷失，又没有找到学习方法，不重视经典的阅读，始终浮在水面，沉不下心来，又担心虚度光阴，所以把时间都花在各种类型的考试上面，看起来取 得了各种资格证书，实际上还是没有达到研究生的培养要求。
如果是做学术和人生的规划，用“幸福”这个词来总结是比较合适的。有人说，幸福就像一只蝴蝶，飞来飞 去。我说，幸福是有所爱，有所为。按照功利主义的说法，当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，才最有可能找到社会幸福，才能使社会幸福的数量最大化。二千多年前，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指出，一切社会团体建立的目的 都在于完成某种“善业”，求得某种“善果”。城邦则是“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”，城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达到
最高而最广的“善业”，谋求至高而广泛之“善果”，法律是“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”。当我们在学习一个接近“正义和善德”的知识的时候，当我们有可能找到人类幸福秘诀的时候，我们怎么不愿意为之禅思竭虑呢，还有什么样的人生比这个更美好呢?
作者简介: 周其明( 1967— ) ，男，湖北武汉人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